文: 蘇睿弼 / 收錄於『浪漫的力量 中央書局紀念專刊』
個人與歷史的記憶
我不是台中人，每次聽到台中在地的朋友們，談起對於中央書局的回憶時，總是有些插不上話的感覺。雖然自己的大學時代也是在中部地區渡過，但對於中央書局的記憶，卻是很模糊；只記得從大度山搭巴士到市區買模型材料，有幾次走在嘈雜熱鬧的街區騎樓中，印象裡有一間寧靜的店面，室內略為昏暗、有著高大的書架，店頭陳列著英日文雜誌的書店，偶而逛街走累了，可以翻閱書籍的地方，這大概是我勉強擠得出來對於中央書局的唯一印象。2012年，當中區再生基地成立後，在走遍舊市區大街小巷的田野調查中，當地居民告訴我，那間在台灣大道和市府路轉角，一樓賣安全帽、二樓是舞蹈教授的建築物是原來的中央書局時，雖然我僅有的中央書局印象，並沒有清晰的外觀，但每次經過這個路口，看到這棟門口騎樓柱上寫著大大的「安全帽」三個字的建築物，總是覺得有些違和感。
隨著對於台中舊市區歷史人文發展的深入瞭解，慢慢地才知道中央書局在台中的城市文化、乃至整個台灣文化發展上的重要性，特別是中央書局（中央俱樂部）在日治時期的成立過程中，以台灣文化協會為基礎，凝聚了當時台灣各地的仕紳力量，由當時留學歸國的年輕精英（莊垂勝、葉榮鍾等人）的倡議，加上中部地區的地主仕紳（大雅張家、霧峰林家等）的支持，以及從1928年就在中央書局擔任業務主任、經理等職務，並積極引介世界思想新潮，從事各種藝文活動，扮演策展人角色的張星建先生，使得戰前的中央書局可以說是台灣人最重要的文化平台。而戰後國民政府遷台，省政府在中興新村成立，大量軍公教人員進駐台中，市區民間商業活動熱絡，受薪中產階級的精神食糧與文化消費需求，使得中央書局也成為當時台中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據點。由於這些歷史發展的脈絡，一間小小的書店－中央書局，其連結放射出來的文化網路以及社會影響力，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少見的。
醒過來的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雖然在日治時期的1927年就成立，但眼前這棟位於台灣大道和市府路轉角的建築物，卻是興建於二戰剛結束的1945年（民國34年）。戰前的中央書局並不在現在的位置，而是租用台中市寶町三丁目十五番地的木造平房（現在市府路101號過來旅店），中央書局開業後沒多久，便購置了隔鄰街角地的木造平房（現在中央書局的位置）作為倉庫及員工宿舍。戰後的中央書局也就在原來的倉庫和員工宿舍位置上，新建了一棟鋼筋混凝土的三層建築，也就是目前大家所知道的中央書局。
記得2012年知道了那棟門口騎樓柱上寫著大大的「安全帽」三個字、外觀立面招牌上橫批著「雨衣安全帽腳踏車帽騎士精品」的建築物是中央書局後，我便很好奇眼前的中央書局在1998年結束營業後，多次的增改建改變了原有建築物的風華，在外觀貼滿各式各樣廣告招牌之下，當初的中央書局是怎樣的面貌？把中央書局的舊照片和2012年當時的現況做對比，可以發現原本一樓轉角入口細緻的柱子，四周被包上夾板成為廣告柱，而二樓窗戶的開口比例和舊照片有很大的不同，原有的水平帶狀窗台線條，已經被舞蹈教室的大面玻璃開窗給打斷，而舊照片裡二、三樓的垂直窗戶開口，也都不復存在，被整合為方形的開口，推測可能是由於舞蹈教室需要大面積的開窗採光，而做了立面的修改。唯一可以辦認出原有書店風貌的痕跡，大概就只剩下屋頂女兒牆立面上的卷草紋樣水平飾帶。
面對這樣一棟非常有歷史意義卻已面目全非的建築物，心情其實是沉重的。然而突然有一天，機會來了！走在街上，看到這棟建築物的外牆貼出了「《中央書局》全棟出租」的招租廣告，也因緣際會促成了上善文教基金會出面來承租，進而承購了這棟非常重要的建築物。還記得 2015年舊曆年前，基金會開始進行初步的內裝拆除工程，當舞蹈教室的天花板與架高地板都被拆下時，露出了非常精緻的格子梁天花板，以及支撐格子梁的柱子全貌時，當時的心情是激動而興奮的，就在那個剎那，仿彿聽到了中央書局醒來的心跳聲，原來她還在！
中央書局建築的特色
中央書局在台灣文化發展上的歷史地位，可以說是無庸置疑，然而目前中央書局的這棟建築，如果從建築史、建築設計的角度來看的話，它具有怎樣的特色呢？而又要如何來定位這棟建築呢？
據前中央書局董事長張耀琦先生在生前的訪談記錄，中央書局這棟建築物興建於1945年，設計中央書局的是林文章先生，林文章先生在當時是彰化銀行的技正，負責彰化銀行的營繕工程與管理，他在日治時期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畢業後任職於台中州廳和台中市役所擔任土木技手，在日治時期的官僚行政體制中，技手是屬於技師手下的技術人員，也就是工程師的意思。當時的官方營繕組織中，技師多由日本派赴來台的日本人擔任，而林文章先生可以在官方營繕組織中，擔任具有官職的技術人員，可以說是當時台灣建築人才中的精英。
當初林文章先生設計中央書局時，正任職於彰化銀行，想像當他被委託設計新建中央書局的設計案時，當時台中市區裡最豪華的彰化銀行這棟建築物，很顯然地就成為他設計參照的對象。台中市的彰化銀行興建於1936年並於1938年完工，是由當時的總督官房營繕課技師白倉好夫與臺中州內務部土木課建築技師畠山喜三郎設計，屬於西方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折衷主義之古典樣式，近代銀行在當時算是新型態的建築類型，習慣採用埃及或希臘式的建築外觀與造型，表現西方古典建築的永恆與厚重，也傳達顧客將資金存放在銀行的安全與信任。就台中彰化銀行的整體建築樣貌而言，屬於簡化的埃及希臘式風格，沿街立面上並排的列柱，採用單純典型的希臘多利克式（Doric Order），圓盤狀的柱頭、凸凹槽的柱子、轉角處厚重的幾何量體、柱頭上半部大型素面的石塊（楣樑）、頂部裝飾的卷草橫飾帶等，這些都是彰化銀行的外觀造型特徵，而內部大廳大跨距的格子梁天花板，更是讓室內空間有著富麗堂皇、莊嚴穩重的感覺。
比較中央書局與彰化銀行的建築，同樣是位於二條道路交叉的街角位置，彰化銀行的垂直厚重量體感，相對於中央書局則是採用水平流線的轉角處理，在當時台中市區眾多的街角建築裡的外觀立面造型與窗戶開口，大多還是沿續著傳統磚造建築或西方樣式建築的厚重與垂直感，就連曾經位於繼光街與中山路交叉口的台灣商工銀行台中支店（現第一銀行位置，舊建築已不存在），雖然轉角也是採用水平流線的弧面造型，但窗戶開口卻是垂直而細長，也因此弧面造型的轉角以封閉的牆面為主。相較之下，中央書局的轉角處大面積的水平弧面大開口，搭配屋頂女兒牆、三樓窗台、二樓窗台等，這三個部位水平帶狀的流暢線條，包覆著整個建築物的外觀，可以感受到與歐美的新藝術風格( Art Nouveau )或裝飾藝術（Art Deco）的流線造型有相近之處。想像1945年出現在台中街區的中央書局，在日本殖民政府剛結束台灣統治的那年，支持中央書局的仕紳們正歡欣采躍地準備迎接國民政府的到來（結果卻是事與願違），中央書局可以說是當時台中市裡最新穎的建築設計。象徵地宣告著一個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中央書局在外觀呈現一種新時代感覺的同時，有趣的是，還是有很多地方沿續著在地市民熟悉的空間視覺傳統，例如：立面頂部女兒牆上的卷草紋樣飾帶，或是室內的圓柱陣支撐起格子梁天花板，這些都與彰化銀行有著類似的設計意匠表現，推測應該與設計者林文章先生在彰化銀行工作有某種關連。
此外，立面上二、三樓的窗戶開口，在轉角處採用大面積的水平弧面大開口，而在兩側的道路面上，則採取垂直式的窗戶，這些垂直的窗戶大小並不同，呈現一種有趣的韻律感。此外，中央書局一樓騎樓的轉角處，舊有入口兩側的二根門柱也非常特別。相對於彰化銀行立面入口列柱，以西方石造建築的柱式來表現古典建築的厚重感，中央書局入口的門柱，則採用角隅內凹的八角型斷面，柱子比例細長、轉角線條銳利，有著細緻而精美的感覺。這種柱子造型的設計，其實是日本木造建築中，木柱的角隅處理手法之一，稱為「底几帳面」的轉角類型。還記得當時拆除工程把包覆在騎樓柱子的夾板拆掉，露出精美的入口門柱時，這兩根門柱外表的洗石子顏色還特別處理過，有著土黃色的上部與暗綠色的基部，當陽光照射在騎樓上，精緻的柱子質感與線條，伴隨著光影的推移，一種新舊交織的人文氣質卓然而生，散發出這棟建築的迷人之處。
七十年老房子的修復
當我們在2015年重新發現了1945年的中央書局時，除了瞭解這棟七十年前建築物的原有面貌之外，如何來修復一棟面目全非的老房子？重新回復她當年的風華？成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這裡要面對的，不光只是老房子在硬體上的修復而已，還包括了軟體上的經營活化。當時基金會雖然承租（後來承購）了這棟老房子，但未來的經營團隊和經營方向的定位，其實都還是未知數。不過眼前可以先做的，就是拆除建築物室內外許多後來的增建或包覆材，然後仔細地針對這棟已七十歲高齡的建築物進行結構健檢，於是經過競圖過程，遴選出姜樂靜建築師＋施忠賢結構技師的團隊來負責中央書局的外觀和結構修復工程。
中央書局的構造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由於中央書局興建於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在當時鋼筋和水泥都還是屬於管制物資，不易獲得且品質不齊，因此鋼筋與混凝土的強度是結構安全檢驗時的重點。經過結構體多處的鑽測與強度測試，發現三樓天花版（屋頂版）與梁體裡的鋼筋有嚴重的銹蝕，而且格子梁之間的混凝土也有大面積的風化，估計是因為當時的屋頂防水技術尚未成熟而造成。此外，屋頂上沿著外牆弧形邊緣的女兒牆體，也就是立面頂部的卷草橫飾帶區，這部分原本是用混凝土牆版與多重的磚砌而成，造成屋頂版的荷重增加，整體建築結構頭重腳輕，而且屋頂樓版與外側牆版的鋼筋節點處，接頭有大量的銹蝕，對於結構框架的穩定有相當的影響。除了三樓的結構問題之外，室內的結構框架也有多處的梁體被切斷，推測是在不同進駐者的使用過程中，對於結構體的破壞性更動。因此這棟老房子結構框架與屋頂版的修復與補強，成為結構修復工程的重點。
在各項綜合評估之下，修復團隊在室內的角隅處規劃了新的結構牆體，做為新增設電梯設置的位置，將重新進行植筋修復的梁柱框架系統之應力，傳遞到新設的結構牆體上，以補強整體建築物的結構剛性與荷重，增加未來使用的安全性。此外，配合三樓結構框架的大幅度修補與強化，屋頂上原有厚重的女兒牆也都拆除，以新設的鋼筋混凝土矮牆來替代。在拆除女兒牆工程進行時。立面頂部精緻的卷草橫飾帶，原本嚐試現況修復保留，但因損壞狀況嚴重和法規高度不足等因素。整體評估後只好忍痛改為翻模復原的作法。
在結構檢測與修復補強的工程中，有趣的是在牆面裡發現陶製的排水管，而在一些柱體與樓版內部，還發現了代替鋼筋而使用的鐵軌鋼材，甚至柱梁內部裸露的砂石，也說明了水泥材料的不足，這些都可以感受到當時鋼筋、鋼材和水泥這類管制物資缺乏的時代氛圍，而在那樣的時代之下，推動中央書局新建計劃的台中仕紳們，還是卯足全力來建造新的中央書局，他們從事社會奉獻與持續文化事業的努力身影，實在令人佩服！
中央書局的再生
一棟老房子的再生，除了建築物的修復之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未來的經營。2015年閒置後整棟招租的中央書局，由永豐餘旗下的信誼基金會、上誼文化以及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來承租，隔年進而承購並捐贈給上善人文基金會，整個過程的背後，其實是何壽川先生與張杏如女士，這一對熱愛文化的企業家夫婦回饋社會的熱心奉獻所促成。特別是張杏如女士與中央書局有著深厚的淵源，張女士的童年主要是在台中度過，她還記得小時候她的伯父（張聘三）曾經帶她到中央書局的二樓用餐（戰後中央書局二樓曾經一度成為中央餐廳），而她的父親也是中央書局的股東，並且與創立中央書局的文化界人士有著深厚的交誼，例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先生就住在她家隔壁，而中央書局創辦人莊垂勝先生、第二任董事長張煥珪先生等人，也都和張杏如女士的父親有著密切來往。
張杏如女士對中央書局有故鄉情感上的連結，而她的夫婿何壽川先生也回憶他年輕時在台中豐原的紙廠實習工作時，經常到市區的中央書局買書、買文具，而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中央書局建築物興建的那年，剛好也是何壽川先生出生的那年，當信誼基金會、上誼文化在2016年承購中央書局時，這其實也是何壽川先生送給張杏如女士70歲生日的禮物，把一棟跟自己同齡的老房子送給心愛的太太，並共同來推動它的重生，這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不過，張杏如女士認為中央書局這樣重要的建築，不應該只屬於她與夫婿兩個人，而是屬於所有台中人以及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因此便決定捐贈給上善人文基金會來永續經營。
在過去中央書局的經營歷史中，有位相當重要的靈魂人物，那就是曾經被張深切稱為「萬善堂」、呂赫若稱為「臺灣文化界綠洲」的張星建先生。張星建先生從1928年擔任中央書局業務主任起，便經常舉辦各種藝術展覽活動，邀請當時各地的年輕藝術家（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等），前來台中舉辦講習會和畫展。1931年他與賴和、葉榮鐘等發起設立「臺灣文藝作家協會」，擔任《南音》雜誌發行人兼編輯，也曾經在1934年與張深切、賴明弘等人發起舉辦「第一回全臺文藝大會」，並成立臺灣文藝聯盟且親自擔任《臺灣文藝》雜誌的發行人兼編輯。在張星建先生策劃的各類文化活動之下，連結起台灣各地關心政治、社會運動、藝術文化的知識青年，創造出台灣文化的青春時代。
或許說是偶然地，或許也是歷史命運的安排，張杏如女士在接觸中央書局之後，發現自己與張星建先生竟有著遠親的關係，其祖先都來自龍井塗葛堀地區，這也使得中央書局的重生，有著更多層次的歷史傳承意義。從歷史中，可以看到未來，中央書局的再出發，正如同張杏如女士所說的，她想重新耕耘這曾經荒蕪的土地，讓各種生物、植物都可以自由的生長。她希望將來很多人會在這裡相遇，讓思想在這裡碰撞，為台灣的未來、帶出新的活力與生命力，也開啟中央書局的新生命。期待中央書局成為台灣之中，同時也是台中城中城之中的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營業時間 11:00 – 19:00 （星期二休）